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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读忻州:这里的故事讲给你听
日期:2021-07-19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正值建党百年,电视和网络上热播的《觉醒年代》《理想照耀中国》等红色大剧中,那一个个义无反顾的身影虽未谋面,一幕幕动人心魄的场景虽未亲历,

  审视此时我所在的忻州,在那个动荡年代,这里也不乏觉醒的先驱;理想照耀中国,也照耀着忻州这片红色的土地。

  早在建党前一年,1920年深秋时分,静乐青年高君宇作为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学生,就在北平加入了小组,成为中国最早的58名党员之一,也是山西第一个员。这意味着,从那时起,这位“五四健将”就已经把山西和忻州写进了党的历史。

  1926年6月初,“五卅惨案”刚刚过去一周年,肃杀的街道上行人稀少,崞县中学学生会主席刘葆粹,就在太原毅然加入中国,成为忻州第一个员。同月上旬,忻州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崞县中学支部也筹建成立。次年元月,忻州第一个县委——中共定襄临时县委成立。

  有人说,闪电是伟大的觉醒者,因为它唤醒了沉睡的大地。高君宇先生就是这样一位“闪电”般的代表人物。他在日记中用诗句袒露心声:“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显然,他不是一个躲在书斋里“躺平”的人。他这把宝剑带头砍断束缚新思想的旧辫子,带头冲向前方火烧赵家楼。他这簇火花拼尽羸弱之躯,数千里播撒革命火种,两次深入虎穴又机智脱险。他接受重托,担任孙中山先生政治秘书,南下广州协助平叛,北上起草《北上宣言》,不向病魔屈服。他像闪电一样穿梭于演讲、聚会、斗争、办刊之间。最后,真的如彗星般急速地燃尽了自己。

  《北京大学日刊》曾评价他:“久而益厉,猛勇有加,其弘毅果敢,足为青年模范。”这个青年模范,从忻州这样一个逼仄僻壤走出来,却真真切切展现了一个青春中国该有的辽阔与深刻。

  我对先生景仰已久,在北京工作时,就知道陶然亭公园有他的塑像和墓碑,那里曾是他和中国的先驱者们秘密开展革命活动之所,因辗转忙碌,自己竟未去凭吊过。来忻州工作的机缘,让我有了近距离拜谒他的机会。去静乐下乡,我专程赶到文庙东面的明伦堂院,也就是岑山书院,先生曾经读书的地方。

  远远地我就望见了他的雕像。他站立在一块土坡一样的大理石台基上,仿佛正注视着我,我不由得加快脚步向他走去。快走到跟前,才看见他单手叉腰,迈开步子,正向前奔去,他的目光穿透镜片投向我,温暖而坚定。我深知,先生有着更高远更广阔的凝望。

  我来到的地方,正是先生出发的地方。这让我瞬间感觉,历史原来离得这么近,从先生那时起到现在走过的百年光阴,就在我与先生咫尺交臂间、弹指一挥间,仿佛仍能听到他炙热的心跳,仿佛我与他处在同一时代。

  忻州的觉醒者当然还有很多,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参加南昌起义并追随朱德和陈毅到井冈山的赵尔陆上将,中央苏区政府总务厅厅长、被誉为“红都管家”的赵宝成,为山西国共合作抗战作出巨大贡献的,共和国元帅中唯一的北方人,由崞县九名就读北平大学的穷学生组成的“九穷”小组,在外求学或回乡探亲早期加入中国的徐则欧、史雨三、师祥甫、郭润芝、樊瑞堂、张亨晋、郭卯元、李希龙、张孝友、范若愚、高钦……

  如果统计一下,从忻州走出去的革命者、领导者、将军和士兵到底有多少,从忻州南下、西进、北上的干部到底有多少,我想那绝对不会是一个小数字。信仰的种子一经播撒,就如星星之火,呈燎原之势,即便地处千沟万壑,即便闭塞至极,但革命火种还是燃烧了起来,这里的大山深沟也不能阻挡先进分子的革命热情。

  那些年代,革命烽火燃遍了神州每个角落。我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无论是安徽、吉林、江苏、福建,还是北京,没有哪一个地方没有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不由得感慨,在中国大地上,近百年来,往往就是一段又一段的红色历史,走到哪里,都在牵引着你。一个人不是在历史故事的这一段,就是在历史故事的那一段,如果你细心去留意的话,你始终是走在红色历史的某个篇章里。

  在江苏工作时,我曾划进苏南的芦苇荡,如同划进一出久唱不衰的京剧里,抗日的烽火映红了浩渺烟波;我也曾叩开苏北平原的农庄,仿佛叩开一段烟雨深处的血火记忆,聆听一曲鱼水情深的英雄赞歌。更为深沉的定格,则来自我到访过的南京中山陵,那自下而上“警钟”形状的设计,给这座庄严肃静的陵墓陡然增添了几多忧思。

  1935年岁末,最尖厉的一声警钟,由一个忻州人敲响!他报国无门,带着满腔悲愤,在中山陵前以剖腹自戕、洒血明志的决绝方式惊醒国人。不用我说,人们都会说出他的名字:续范亭。他被誉为中国抗战“最有血性的爱国将军”。作为辛亥革命元老、作为孙中山先生曾经的卫士长,将军泣血手书五首《绝命诗》,开篇一首就写尽英雄浩气:“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气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

  最令我动容的是,将军随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机关撤离途中,病情加剧,最后的遗书竟是申请加入中国!我不由得顿住了。与高君宇先生一开始就坚定加入中国不同,续范亭将军是从一个装备精良、锦衣玉食的党派切换到另一个背靠窑洞、小米加步枪的党派,这样的抉择,对于一位病榻垂危的将军,到底意味着什么?

  惊悉续范亭将军病故的噩耗,一位与他同年生的人十分悲痛,亲书挽联:“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事业垂成,公胡遽死?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典型顿失,人尽含悲!”内容引起强烈共鸣。人们很快知道,手书挽联者是一代伟人。光阴荏苒,笔墨不老,毛主席写给续范亭将军的那14封书信,还在见证着彼此水乳交融的诚挚革命情谊。

  当我从忻州驱车来到将军的故乡原平,走进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范亭中学,走进朱德总司令亲笔题写匾额的纪念堂,仰望他高耸的半身汉白玉雕像,聆听讲解员介绍他的生平,仿佛走进他苦心孤诣、救国图强的一生。

  展厅里一张将军与女儿续磊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将军剖腹后,在南京中央医院治伤时留下的影像。照片里,续磊坐在病床边,和父亲一同望向前方,他们的眼神里,没有一丝恐惧和悲伤,有的只是坚毅和果敢。

  从这一段红色展陈中,我了解到,将军的女儿是记者,嫁给了同样是记者的穆青。穆青是我们熟知的新华社老社长,也是我国新闻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作为晚辈,作为曾经的新华社记者、现在的忻州新市民,看到历史脉络冥冥之中的延展,我不禁心潮澎湃,浮想联翩,十分感慨历史的机缘巧合,也感谢这样一种人生际遇。

  南茹村,忻州五台县一个小村庄,曾经享有“茹湖落雁”的美誉。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有一群人,他们来到这里,可不是为了观赏落雁,体味风雅,而是要鼓荡起一个民族在生死存亡之际抗争的血性。

  1937年9月23日,也就是日寇发动“七七事变”后的两个多月,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的八路军总部进驻南茹村,南茹村也成为我军抗日司令部第一个驻扎地。

  那些日子,南茹村沸腾了!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左权等八路军高级将领接踵而至,电话、电报、命令此伏彼起,运筹决胜几百里之外。

  我到访过八路军总部旧址,一座典型的北方四合小院,四周高山环抱,全民抗战烽火在此点燃。走进院子,曾经的硝烟已经远去,一切归于平静。

  难以想像,八路军115师首战平型关的战斗号令就发布于此。我们都知道,那次战役干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就是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名扬天下。

  难以想像,为配合国共忻口会战,120师雁门关伏击战运筹于此,129师夜袭代县阳明堡机场亦谋划于此。而百公里外的忻口村,经受了一场华北战场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中日交战最为惨烈的战役,数万将士喋血疆场,爱国将领郝梦龄、刘家麒、郑廷珍同日捐躯赴难。忻口战役也与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并称为抗战初期“四大战役”。

  犹记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盛大的阅兵仪式上,10支受检阅的英雄部队忻州就占了3支!当平型关大战突击连、雁门关伏击战英雄连、夜袭阳明堡战斗模范连徒步方队踏着整齐的步伐走来,仿佛他们就是从忻州红色记忆的深处走来,走得铿锵有力,走得气势如虹。

  也难以想像,那些深思熟虑的决策就是在这简陋的一隅形成。党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第一张蓝图绘就于此,党创建首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规划诞生于此,恢复我军党代表和政治机关原有制度的意见出台于此,体现我军对日本战俘政策的首份文件也制定于此。我看过那份文献,一千来字的《八路军告日本士兵书》,内容不多,但字字千钧!对于多数人,单看标题,就能感到一种直截了当的威摄力。

  那段历史给予南茹村的时间并不宽裕,满打满算,八路军总部驻扎于此的时间也就一个多月,当年的10月28日就进行了战略南移,转战太行山腹地。而所有这些奇迹,都是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创造出来的。这让我意识到,时间的分量对于每个人、每个地方真的并不相同。

  可以说,南茹村为中国抗战打了一针又一针的“强心剂”,使得抗战的旋律不再像开头几个月那般低沉、那般压抑,开始变得明快起来,里面已经有了大刀进行曲的激越、黄河大合唱的怒吼。

  这么多的“第一”,南茹村不成为“第一村”都说不过去。果然,她像那些被党史专家誉为“抗战第一村”的村落一样,被誉为“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进行抗日战争的第一村”。

  像南茹村这样,看似普通却极富传奇色彩的村落,在忻州大地还有很多。五台县的金岗库村有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神池县的横山村,八路军团长高永祥以身殉国后改名永祥山村;举世瞩目的百团大战首战地就在静乐县的康家会,那里打响了这场规模空前的战役的“第一枪”……

  正是这些朴素的乡村和厚重的土地,把我们带回一个个红色的历史瞬间。在那些现场,如今只有必不可少的提示,没有过分的装饰。唯其如此,我们来到的才是真实的旧地。那些广大无言的存在,正是对一段峥嵘岁月最深刻的铭记。如今的阳明堡飞机场早已没有飞机,只有一大片玉米在生长,也唯其生长,才是对长眠者最好的致敬。

  于是,有意无意,我对忻州大地上的那些斑驳村落、羊肠小道多了几分关注。下乡途中,走访路上,从眼前掠过的一个小土包、一条溪涧、一截老树、墙根下晒太阳的老人,都有可能是一段红色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讲述者。

  定襄县西河头村,一个因地道战而闻名的村落。刚走近她时,我想起一个成语:无险可守。深入进去后,又想到一个成语:坚不可摧。

  当时那些在地道里战斗的人,已经走进了历史。他们并不知晓,他们用生命和鲜血守护的这片土地,已经与北京焦庄户、河北冉庄齐名,成为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三大地道战遗址之一。

  那些身影,最终幻化成近1200多位烈士的名字,镌刻在定襄革命烈士纪念碑的背面。我默读着那些烈士的名字,思绪飘得很远很远。

  这样的碑或墙,忻州每个县都有,在那些松柏苍翠、肃穆庄严之地,长眠着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以及新中国建设中牺牲的忻州数万烈士。

  如果把忻州每个县的烈士名单集中放到一面墙上,如果把山西每个市的烈士名单集中放到一面墙上,如果把全国每个省的烈士名单也集中放到一面墙上,会是怎么样的一种场景?

  我想,那么大的一个体量,每个人都会在视觉上、情感上感受到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是啊,那太沉重了,沉重得令人窒息,使人无法直视!那些名字里,肯定有你所认识的人的名字,或许就有我们自己的名字,尽管只是重名。他们从历史中走来,会带给我们多么巨大的心灵震撼!

  当人们热衷于探究忻州第一个员是谁,第一个党支部在哪里,第一个县委书记是谁时,可曾想过,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早醒往往意味着早逝,第一个往往意味着杀头,参加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牺牲!

  在一次党史学习教育的会议上我曾发问,如果现在把铡刀抬进会场,让大家过这一关,说出秘密就过,不说就铡,有多少人能够眼睛不眨向死而去。这句直抵灵魂之问,既问给大家,也问给我自己。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刘胡兰烈士那样,一个15岁的花季少女,如此忠诚于信仰,如此英勇赴义,如此刚烈不屈,感动着一代又一代人。她那“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光辉形象永远刻在了我们心中。

  这样的动人故事,在忻州大地并不鲜见。英勇就义时比刘胡兰大一岁的忻州儿童团团长岳云贵,也和刘胡兰一样面临着威逼利诱,面临着生死审讯,但他怒视敌人,临危不惧。死后浑身上下有80多处刀伤,肠子流出体外,惨不忍睹,但英雄气概长久地回荡在天地之间。

  不怕牺牲,从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魂。在福建工作期间,我了解到最为惨烈的牺牲就发生在长征初期的湘江战役。那是关于闽西儿女的故事,为了掩护大部队脱险,这支部队誓死守卫湘江,以最为壮烈的方式诠释了忠诚的内涵。这段故事让我久久不能平静,于是便与同事们采写了一篇告慰先烈的文章《闽西:红军长征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采访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英雄的事迹一直令我感动。在福建长汀,当我站在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从容就义地时,默默地想,如果当时自己站在这里,会那么从容吗?这个叩问长时间盘旋在心头。来到忻州,每到一县调研,当我了解到那些牺牲的烈士,这样的叩问就会再次响起。

  当我的目光触及历史长廊里的革命爱情,“我失骄杨君失柳”的蝶恋花灼然盛开,闽西深山老林的竹戒指依然闪耀如初,刑场上的婚礼举行得那么荡气回肠,雨花台下的白丁香倾听着深情的二胡《随想曲》随风摇曳……

  秋高气爽,我曾专门约友人去看北京香山红叶,那时并不知晓,这小小的红叶还承载过一对山西革命伉俪圣洁的爱情,这便是尽人皆知的高君宇与石评梅之恋。

  我分明看到了红叶有三重面孔。第一重是绚烂的、热切的,呼应着高君宇那句深情的诗“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第二重是内敛的、哀伤的,一滴露珠还是泪水打湿了石评梅写下的新诗“枯萎的花篮不能承受这鲜红的叶儿”;第三重是褪色的、悲痛的,当寄情的红叶成为遗物,石评梅心如刀割,每周祭吊,抒写《墓畔哀歌》,失声喊出:“红叶纵然能去了又来,但是他呢,是永远不能再来了!”

  1928年9月30日,石评梅女士在北平骤然病逝,年仅27岁的生命让她成为中国近现代女作家中生命最短促的一位,她曾和吕碧城、萧红、张爱玲一并被誉为“民国四大才女”。

  无从知晓,她去世的消息传开后,她的老师鲁迅先生等大家会有怎样的惋惜,她的同学林徽因、丁玲、冰心会寄托怎样的哀思,毕竟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狂笑、高歌、长啸、低泣”的快意生涯,也藉此开启了各自崭新的人生。

  也无从知晓,她的已先她而逝的恋人高君宇若地下有知,会是怎样的悲痛欲绝!相较于革命家、政治家这一身份,高君宇清瘦的面容、火热的情感,使他更像是一个诗人,事实上他和“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是同一年出生的。

  但可以知晓的是,因高君宇这位“红娘”结合的革命伴侣周恩来与,新中国成立后,曾几次前往陶然亭湖畔的“高石之墓”凭吊。

  我在网上见过高石二人的汉白玉雕像,两个相爱的人在绿树映衬下终于敞开心扉,走到了一起。高君宇的眼神专注,仿佛正在抒发胸臆:“我就是被捕去坐牢也是不怕的,假如我害怕,我就不做这项事业了!”“假如我要为自己打算,我可以去做禄蠹,你不是也不希望我这样做吗?”石评梅略微侧过身,眼神透露爱意,用那灼热却又苦冷的文风倔强地说:“我撑着这弱小的躯体,投入在这腥风血雨中搏战着走向前去的战士,直到我倒毙在旅途上为止。”

  当我读到石评梅墓碑上刻着的“春风青冢”四个大字时,顿觉有风拂过,不禁释然:俩人早已引为知己,虽生未成婚,但死而并葬,可谓死生契阔,又何必拘泥于世间流俗呢!

  在那生死两茫茫的年代,很多革命恋人离别多年情不移,等来了终成眷属,但也有人等不到那一天,等来的只有对爱情的释怀与各自成全。

  当人们津津乐道于马海德、周苏菲宝塔山下的浪漫异国之恋,对于忻州五台县东冶镇的陈剑戈来说,向她奔腾而来的洪水,是来自异国他乡的爱情洪水。

  忻州人陈剑戈与越南人洪水结婚了!这在今天人们的眼里可能稀松平常,但那可是红军长征后的头一宗跨国军婚,史称“八路军中第一婚”,不能不引起轰动。

  陈剑戈,原名陈玉英,太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生,是当时五台县东冶区动委会妇女主任。洪水,原名武元博,中国和越南双料“少将”,也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位外籍将军。

  俩人的结合在当时被传为佳话,让人体会到那种刻在骨子里的爱情。而革命者的爱情看似分外浪漫,在那个年代却又饱含着几多凄苦。今天的我们可以感受那时爱情的甜蜜,但对于革命的那份残酷,尤其当爱情面对革命需要作出艰难决绝的选择时,那种勇气恐怕是今天的我们难以体会到的。

  每每想到革命者对爱情的纯粹,对自我的牺牲,对信仰的坚守,我总会肃然起敬。那个时代的觉醒者,为我们演绎了坚贞的爱情故事和不朽的革命精神。

  见字如面、展信如晤,是人们对家书的美好记忆,在“家书抵万金”的战火年代,左权写给母亲的“决心书”、赵一曼写给幼子的“示儿书”、张朝燮写给妻子的“两地书”、傅烈写给父亲的“绝命书”、王尔琢写给父母的“托孤书”,成为革命者披肝沥胆的滚烫证物。据了解,忻州也不乏这样为家国而书、为民族而书、为信仰而书的书信,那一页页泛黄的纸张,开启了一段段尘封的记忆。

  一封是革命烈士梁雷写给姚雪垠的家书。梁雷在偏关县掩护战友转移,不幸壮烈牺牲后,写给河南同乡、著名作家姚雪垠的书信陆续被发现,那种决死不羁的洒脱震惊了我。他在信中说:“我们是绝不惧怯、退缩、退让、逃避的!我们是要拼着头颅杀向敌人的侧方、后方去的,死的机会多着呢。”这位把死亡当成机会的员,置雁北游击队司令员、偏关县委组织部部长、偏关县县长等光环于不顾,认为“我即若死了对民族革命是决无损失的,因为你们一定会因我之死而做了更多的工作,因我之死而号召更多的同志。”读罢,一股凛然正气涌上心头,难以忘怀!

  一封是元帅写给妻子的家书。临汾战役中,考虑到强攻会给部队造成很大伤亡,就没有同意前线指挥员的请求,而是改用坑道爆破攻城,取得了胜利。但即便如此,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仍充满内疚:“临汾于十七日最后为我兵团攻下,顽敌为我全歼,总计自三月七日开始作战以来已整整七十天矣,不管伤亡消耗如何大,但总算最后取得了全胜,而我精神上之重负第一大包袱算已解除……但因时间拖延甚久,伤亡和消耗甚大,心中深以为憾,有时自己竟觉得惭愧万分!”

  这种爱兵如子的情怀,对于徐帅而言不是偶然的。在南方传颂着“半条棉被”的美谈,说的是长征中女红军战士董秀云把自己仅有的一床棉被剪下一半留给村民,而在北方则流传着“一条棉裤”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就是徐帅。抗战时期,他奉命回家探亲,姑姑看他穿得单薄,就想给他做一条棉裤,他推辞道:“我的同志有一万人,要做就得一起做,光我一个人穿暖了怎么行呢!况且多少老百姓还穿不上棉裤呢!”一南一北,从棉被到棉裤,温暖着整个中国,也温暖着人心。

  徐帅故居位于五台东冶镇永安村,看上去简朴而庄重。和故居相比,不远处的纪念馆的视觉就更加开阔,层次也更丰富,人们希望用这种方式来承载一位元帅的丰功伟绩。我站在那里,看见他的白色大理石雕像高高矗立,仿佛仍在指挥千军万马。猛然想起他生前最喜欢于谦的那首《石灰吟》,“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多么像他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一生的写照啊!

  还有一封是一个外国人写给中国友人的。一个人在生命最后时刻,会想些什么?可能答案不尽相同,对于白求恩大夫,他唯一的希望仍是“多做贡献”。在河北唐县,去世前的那个清晨,他用颤抖的手给他的好友、司令员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今天我感觉身体非常不好,也许我要和你们永别了!请你给加拿大总书记蒂姆·布克写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惟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多做贡献。”

  当他写下“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时,我想,他一定想起了曾在忻州五台山工作过的100多个日日夜夜,也一定想起了来五台山之前与他深情话别的毛主席,谁料一别竟成永诀。只有那篇著名的《纪念白求恩》见证着彼此深厚的情谊。

  可以说,白求恩是几代中国人集体的记忆,透过历史的帷幕,仿佛仍能听到他匆匆的步履,不远万里,奔赴延安,奔赴五台山。他是带着崇高的使命来的,他的到来,让中国有了两个卢沟桥:一个是给人伤痛和警醒的卢沟桥,另一个是给人医治和希望的卢沟桥。后一个“卢沟桥”是他的一个发明。做法是,仿照农送东西用的那副驮子,把手术台、换药台、器械筒、药瓶车、洗手盆等设备装进一副箱子里,放在驴背上驮运,这种驮子外型像一座桥,于是就把药箱子叫成了“卢沟桥”。就是用这种“卢沟桥”,他救治了许多八路军伤病员和穷苦民众。这种“卢沟桥”一直沿用到解放战争。如今,原件就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白求恩大夫当年亲手创建的模范病室,位于五台县耿镇松岩口村。我去的时候,恰好遇见村头一位老人,他回忆说,小时候就是在这里看见白求恩大夫在忙碌。那忙碌的一幕,穿越时空,在我脑海里立马闪现出一个弯下腰做手术的身影,仿佛还能听到他触动手术器械时发出的轻轻碰撞声。

  现在,这里已扩展为由他的故居、模范病室和纪念馆组成的红色景点,显然比他当年做手术的空间要大许多,在这片开阔的空地上,仿佛还能听见他经常对护士说的那句:把“卢沟桥”打开。如今,他的名字和井冈山、延安、西柏坡、沂蒙山以及山西的太行、吕梁这些光荣的地名一样,化为了一种精神。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九周年,一个离忻州很近的地方,山西兴县高家村,夜幕降临,一排窑洞里正亮起一盏盏昏暗的麻油灯,一群人或埋首批阅,或奋笔疾书,或沉思踱步,透过白纸裱糊的窗棂,有几间屋子里还不时弥漫出油墨的清香。

  这里就是名闻遐迩的《抗战日报》所在地,作为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这份报纸被誉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被毛主席称赞“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为群众讲了话”。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通过网络看到了《抗战日报》影印版,随手一翻,便看到版面上注明“新华社电”的稿件不在少数,那是抄收延安发来的新闻电讯时留下的标记。这一抄收,等于每天把延安的气息和精神也抄收了过来。

  部队前线炮火连天,报人后方笔墨助威。当了20年的新华人,看到这一幕,我自然感到亲切,更有从心底里升腾起来的敬意。这种敬意,既是作为同行对前辈战地记者不惧生死、记录历史的敬意,也是作为后人对生发那些报道的土地的敬意。

  通过对这份报纸的深入阅读,我从中获得的关于那个时期忻州的信息越多,也就越发感动。

  因为报社离忻州近,“近水楼台先得月”,《抗战日报》上大量记载了忻州各县抗战的消息。抗战胜利后改名《晋绥日报》,忻州仍然经常出现在版面上。

  战争是残酷的,这种残酷首先体现在对一切存在之物的摧毁。1940年10月9日《抗战日报》第一版,就刊发过一篇触目惊心的报道,标题是《崞县敌寇大肆烧杀刘家庄惨遭屠杀者达二百余人》:

  据忻县来人谈:靠近忻县边境之崞县五区刘家庄,我某部前曾在该逮捕伪“皇协军”五名,敌寇以此为借口,于九月十八日派兵百余,将该村包围,大肆烧杀,我无辜民众惨遭屠杀者达二百零四人,房屋被烧三百余间。该村总共仅有一百余户,因此虎口余生者,现尚逃避他方,不敢归还。其屠杀之残酷,当地民众言之切齿。

  这样的报道经常不忍卒读,但不读就无法知道什么叫灭绝人性。我们光是说出“宁武惨案”“崞阳惨案”“南怀化惨案”那一连串惨案的名字,就会脊背发凉。

  英勇抗敌的消息也屡见报端。1941年9月24日,报纸的第三版就以《岢岚、神池两区长殉国》为题作了报道:

  (岢岚讯)岢岚三区区长王增贞,于八月二十五日,带领工作团若干人,于第三沟村休息之际,突被敌骑兵五十余人包围,王区长即以步枪一支,掩护干部退却,不幸胸部中弹受伤,被敌以刺刀杀死。行署已传令岢岚县政府从优抚恤其遗属。

  (神池讯)神池第二区区长管镇南于上月八日,率部袭击神池南关,英勇殉职,除呈请上级表扬抚恤,并举行追悼大会。

  因此,庆幸在这样一个偏僻之地,有《抗战日报》这样一位“大先生”,能够为我们留下这些文字,也让我们更清晰地触摸到脚下这片土地上发生过些什么。

  事实上,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忻州很多地方已经成为较为稳固的根据地。河曲、偏关、保德、五寨的解放早于全国抗战胜利,www.91221.com。神池、静乐、岢岚、五台、代县、繁峙、宁武、原平、定襄、忻县的解放早于新中国成立。

  对于根据地而言,战争与和平交织,不会只是整天打仗,也包括对根据地的建设与治理。应该说,根据地的建设与治理同样是忻州党史上的精彩篇章。报纸上关于开荒种地、减租减息、夜校扫盲、文化演出、妇纺运动、表彰英雄等消息,为人们展现出一派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景象。

  人是铁,饭是钢。在那个年代,开荒种地是能排到热榜上的大事。《抗战日报》上关于忻州开荒的消息换了一茬又一茬,隔上一段时间,还能以综合报道的方式登上延安《解放日报》。该报1945年6月21日第二版就刊登过《河曲保德大量劳动力到岢岚山开地备荒》一文,内容不长,全录如下:

  (新华社晋西北十九日电)河保一带,过去经常发生旱灾,人民在长期与荒旱斗争中,积蓄了防旱备荒的经验。据有经验的老农说:防旱的首要方法是不管天下不下雨,竭尽一切方法生产。第一是开荒抢种,河保农民为了防旱,特地到岢岚山去开荒,因岢岚山多灌木林,气候较凉,下雨的机会也多,今年已有大量劳动力前往开地。第二,各种庄稼都要细心照顾,多锄草,多除虫,近水的地方,还要大批的种瓜,以备跌年成时食用。第三,为了保证收成不落空,一块地里可种二种庄稼,如在棉花地里寄种瓜,看雨量及出苗情形决定去留。此外,有枣树的地区,要注意培植枣树,将来可以枣糕炒面充饥。养羊的人家里多留母羊,羊奶也可维持生活。

  那真的是一个劳动创造英雄的年代,报纸上经常刊登劳动英雄的光荣事迹,生产能手是成为劳动英雄的必备条件。1945年1月7日《抗战日报》第二版上,就刊登过宁武县劳动英雄张初元带领乡亲开展生产的报道:

  (宁武讯)张初元村冬季生产蓬勃开展,并与冬学密切结合。以煤炭为中心,组织了七个小组,有六十八个人上窑,又组织了两座合作油房、五个榨油小组、六个运输队、十六个妇纺小组。这些生产组织之间,经常取得联系与帮助,煤窑的炭卖给油房,油房可供给煤窑灯油,运输队给煤窑运炭,给油房往外运油,往回换盐换棉花供给群众,供给妇女纺织,使大家都能得到利益,人人有利可图。跟着冬季生产的开展,又将生产组织转入了冬学,由于冬学不但不耽误冬季生产,反而推动了冬季生产,因而全村已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群众参与了冬学,在冬学中研究公粮条例,地雷的制造使用,纺织技术等,从冬学中提高了群众的生产情绪,窑工们提出:“宁叫炭等人,不叫人等炭。”提高了窑工们的出炭数目,油房、妇纺亦相继提出要提高生产量,全村四四七户人家中已有一三四户人家订定了冬季生产计划,每户要拾粪二十担、集柴六千斤,为了达到冬季生产五十万元的目标,个人与个人、小组与小组之间发动了竞赛。

  窥一斑而知全豹。我想,不用再一一列举,就能够判断出,这些红色史料的价值非同一般。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些丰满、鲜活的细节呈现,世人对于那一段历史是没有深刻印记的,人们只能是在方志的宏观叙述里、亲历者遥远的追忆中,揣测过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其实,从《抗战日报》到《晋绥日报》,仅仅是翻阅一下,从忻州大地上发生的那些令人振奋的变化中,我也分明捕捉到,胜利的号角愈加嘹亮,胜利的步伐不可阻挡。

  从延安到西柏坡,标志着党中央领导机关胜利完成了一次战略性的伟大转移。这一转移,仅从居住的条件来看,是从土窑洞搬进了土砖房,身不离土,但显然更加结实坚固,支撑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基础也越筑越牢。

  从窑洞搬进砖房,有两个重要的过渡,一个是东渡黄河,一个是路居北方的四合院。如果说黄河永远是那般滔滔不绝的表达,那么四合院则是静静地储存记忆的容器。一动一静,把这条“进京赶考”之路、走向胜利之路映衬得波澜壮阔、意蕴悠长。

  1948年春,毛主席率领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曾路经忻州7个县,并在岢岚、神池、代县、繁峙、五台山5个地方居住过。如今,主席居住过的四合院早已辟成路居纪念馆。那些纪念馆,仿佛一个个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驻足停留,思索缅怀。

  其实,早在1947年的4月中旬,、朱德就率中央工委由延安出发,途经忻州的静乐、宁武、原平、五台,赶赴河北平山县,为党中央东迁选定西柏坡。深秋时节,解放军总参谋长一行5人,则从西柏坡返晋绥边区途中,路经忻州的五台、代县、静乐。在这往来之间,我想,忻州与西柏坡一定早已相识,甚至彼此相知,当走过这一季的春暖花开,两个地方都迎来了更好的自己。

  至此,有一个史实可以落笔,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和开国十大元帅都曾踏上过忻州的土地。

  无疑,忻州是走向胜利之路的重要节点。毛主席从4月4日下午抵达岢岚县城,到4月12日下午离开五台山,历时八天七夜,不时停歇下来,与这里的人民、山水、土地展开对话。因而,这次行走是一次很认真的路经,一点也不潦草。正因为认真,那些路居馆并不巍峨高大,却能在人们心中高高矗立,成为党史上一座座不朽的丰碑。

  路居忻州,岢岚是第一站,岢岚这个头开得好。一进路居馆大门,穿过窑洞形的门洞,院子里就是毛主席的正面雕像,仿佛可以听见他操着湖南口音说那句话:“岢岚是个好地方。”如今,这句话已成了岢岚最深情又硬核的广告语。

  我到过岢岚路居馆,那是一个四合院,但与外界并不封闭,它的周围与农家乐小旅馆在一起,与羊肉一条街在一起,与市井烟火在一起,与人民大众在一起。在路居馆里,我看到一块竖立着的牌子,上写六个大字:“我们是一家人”。是啊,在岢岚人眼里,在忻州人眼里,在山西人眼里,毛主席可能从未真的离去,就像街坊邻居一样,就像一家人一样。

  从岢岚到五寨,再到神池,五寨并未留宿,像两句话之间的一个逗号。这个逗号,仿佛是历史有意埋下的一个伏笔。直到十几年后的1965年,当毛主席唯一一次为自己的老部下、留守苏区英勇牺牲的五寨人赵宝成,亲自作证,批示追认,把丢失30多年一直未被承认的烈士身份给找回来时,仿佛才划上了句号。

  路居神池时还有一个插曲,毛主席感冒了。这感冒多多少少有着提醒的意味,这既是料峭春寒对一位伟人辗转奔波的提醒,也是晋西北遭受的自然灾害映照到他内心产生的忧虑。这种忧虑,走了一路,伴随了一路,每到一地,他都要关切地询问群众的生活状况,并要求当地“努力发展生产,关心群众生活,组织好生产自救”,就连在散步和攀谈时也不忘强调解决好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

  挺进代县,登上雁门关,凭吊古战场,从某种意义上说,算是与老朋友会面。毛主席是伟大的军事家,代县雁门关是古往今来兵家必争之地,有人说,抗日的烽火熊熊燃烧起来,毛主席那深邃的目光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这里。毛主席爱吃辣椒是出了名的,雁门关下种出的辣椒也辣味十足,路居当晚,毛主席就让厨房专门炒了一小盘红干辣椒。

  我想,他在咀嚼这些辣椒时,一定也顺便回味了雁门关三千年的壮阔历史吧!一个伟人和一座名关,两者惺惺相惜,气味相投,早就神交已久。

  在代县,毛主席还吃到了滹沱河两岸忻州人种出的稻米,还提出一个写实又鼓舞人心的口号,就是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吃上大米。如今这个心愿早已变成现实。住在代县,毛主席仍不忘打磨自己的思想,他兴冲冲地拿出不久前在兴县蔡家崖所作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手稿,征求意见。这个《谈话》也成为中国新闻史上著名的经典文献。

  路居繁峙是一个生动的插曲。如果不是一场大雪的到来,如果不是大雪纷纷扬扬下个不停,繁峙极有可能和五寨一样,一路而过。也许在此与一场雪的相遇,是伟人兼诗人注定的缘分吧。在此12年前,他挥笔写就的那首《沁园春·雪》早已传遍大江南北,这一次他没有写诗,但亲自为一个村庄改了名。这个叫“壩墙”的村子此后便有了一个更为响亮也更有诗意的名字“伯强”。

  如果说沁园春的雪是写意的、浪漫的,那么伯强村的雪则是写实的、工整的。毛主席在伯强村住了五天四夜,除了与村民聊天引出“人民大众才是真正的佛爷”的光辉论断外,伏案工作占了很大比重。在那几天里,他批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封封紧急电报,又起草了发往全国各地的一封封重要电文,对全国战局了然于胸,指挥若定。当前线传来我军攻克洛阳的喜讯时,他当即写下《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提醒进城部队要“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虽然电报内容讲的是如何治理一个新生的城市,但其意义和价值早已成为治理全国新解放城市共同的圭臬。

  终于望见了五台山。五台山是路居忻州的高潮部分,这个高潮高就高在,与五台山缘分极深的毛主席,从精神的五台山来到了现实的五台山。在亲临五台山之前,他在讲话和文章里,就以赞叹的口吻多次提及这座名山。

  以他军事家的眼光看,五台山是战斗之山。这座山和长白山、太行山、泰山、燕山、茅山等抗日根据地一样,最能长期支持抗日游击战争。

  以他诗人的眼光看,五台山是文艺之山。他在鲁艺讲话时就说过,大纲是全中国,小纲是五台山,青年文艺工作者要研究五台山。

  以他革命家的眼光看,五台山是英雄之山。他早就说过:“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就是新的鲁智深。”这次来到五台山,他颇有兴致地打听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和杨五郎出家五台山的故事,我想他一定想起过五台山僧人抗战的故事吧。

  以他教员的眼光看,五台山是胜利之山。这从他赠别延安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讲话中就可以看出来。他和盘托出五台山的意义:“在五台山创造了一支二万五千人的大队伍,我们要把这个例子告诉全国被占领或将被占领的区域的人民,使他们看到抗战的办法与出路。”如今,他挥手指引胜利的豪言壮语,刻在了塔院寺方丈院,也就是五台山路居馆大门的照壁上:“从建立山西的五台山,到建立全国的五台山,争取最后的胜利。”

  五台山,一座现实的山,诸多精神的山,因为一位伟人的到来而瞬间聚合,拥抱在一起,叠加在一起。当毛主席一行顶风冒雪,翻过海拔2800米高的鸿门岩,可以说,他们既翻越了现实的山,也翻越了精神的山。

  今天回望历史,毋庸置疑,忻州无论是作为晋察冀、晋绥两大抗日根据地的中心腹地,还是作为八路军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源地,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作出的牺牲与贡献,都使其成为名符其实的革命根据地的代名词。

  百年风华,熠熠生辉,红色已然成为中华民族最热烈又鲜亮的底色。来到三晋大地,置身心灵之舟,总有听不完的红色故事,总有道不尽的红色记忆,那些故事如同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把记忆灌溉得如此清澈,把生命滋养得如此挺拔。

  抚今追昔,幸甚至哉,我要把这里的故事讲给你听,因为这些故事,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闪耀在我们的双眸里,照亮我们前行的脚步,也必将放飞我们高远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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